二月间的河南从冬天里苏醒了过来，纷纷的好像和之前王李相争时没什么两样。

能够安心田过日的人是越发的少了，李密虽然败亡，人在北地转了一圈，却没震慑住什么人，效果和王世充所想相去甚远。

所以战依旧没有远去，随着天的到来，很多人从里冒了儿，匪患到都是，有人甚至在瓦岗山重新打起了劫富济贫的旗号。

王世充的兵经过一段时间的剧烈膨胀之后，明显后继乏力了起来，随之扩张也陷了停滞的状态。

以剿匪起家的王世充于是又起了他的老本行，四剿匪，平叛，忙的不亦乐乎。

这形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一来呢，河洛本就是四战之地，一旦陷战，就需要一些支撑，不然战很难平息的来，而王世充显然没有那样的光，同时也失去了那样的时机，他和李密纠缠的时间太了。

二来呢，王世充的信用在之前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没人再去相信他的承诺。

三来，他的们大分作了泾渭分明的三分，一分是他从江都带过来的旧，一分是李密降人，另外一分则是以河洛大阀为首的洛臣们。

这些人都有着刻的矛盾，几乎可以用火不容来形容，更让王世充痛心外加疼的是，他最为依赖的江都旧在和李密的连续战中，伤亡惨重，等到李密败亡之后，他便不得不拉拢李密降人来压制洛城中那些顽固的世阀弟们。

这个时候，很多洛人将洛城称为匪巢不是没有理的，李密手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们一旦了洛城，顿时将洛闹的乌烟瘴气，让人实在不敢恭维。

而这一年开儿，匪患自不必提，李密大多投了王世充不假，可重又落草为寇也不少。

到了此时，河南的饥荒已经很严重了，匪患自然也就愈演愈烈，这是个在战时节很常见的恶循环，山东人和河北人已经了典型的表率，所以不必细说。

更复杂的是一些匪类和李密旧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也就显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窜来去，时不时就能得到些补给。

实在不成了就就近找个熟人去投靠，得了粮草之后，转就又没了踪影，比当初那些哄哄的匪猾多了。

王世充见匪患难平，怒极之顿时动起了刀，七八个地方守将被召回洛，没容他们分辩，便纷纷人落地。

王世充传各，并严诏各，通匪者斩，而落在他手中的匪首们，也不再去分辨其人才，名声，或者是家世之类，只剩一个死字可写了。

严酷的镇压其实并没有使匪患少上多少，河南的太久了，到了人命如草的今天，疯狂程度上差不多只能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来形容了。

秉刚烈的人越来越少，但不怕死的人却越来越多，这矛盾的特征一旦表现来，想要弥平匪患，是越发艰难了起来。

更为可怕的是，匪患纷起之外，各的叛也多了起来，这也不奇怪，地方守臣们一见你治平的手段不多，给你来个见异思迁也就在所难免。

而王世充称帝的副作用也在持续困扰着他，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李密旧们在悄悄的怀念着旧主，当然了，这怀念并非在李密这个人上，他们只是在怀念以前那些无法无天的好日。

张须陀的旧们彻底已经失去了忠诚，裴仁基等人的死，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而且，他们也在暗自质疑王世充得位的正统，在之后有些人陆续西去投唐就是明证。

而对王世充登位最为反的肯定不是他们，而是居于洛的世阀弟们，他们在接连受到重创，还要忍受着屈辱，和那些在他们中卑贱无比，合该千刀万剐的匪首们并列一，颜笑的时候，随之而来的便是对王世充这个得位不正的人的痛恨。

于是，接二连三的叛逃就上演了，王世充的中书舍人竟然在一年当中换了四个，一个是在裴仁基叛的时候掉了脑袋，一个叛逃李唐，被王世充捉了回来扒拆骨，另外两个成功上演绝地大逃亡。

一个带着家眷去投了萧铣，一个单骑走，跑去了安。

这还只是一个缩影，在王世充称帝之后，走的河南世阀弟本没法细数，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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