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江右各有难，只看治政之人的手段而已，李靖算是先行了一步，谁让人家是皇帝的老丈人呢，起事来就不用顾忌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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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回京述职的张，薛万彻，张士贵三位大将军见驾。

这时密集的小朝会已经被李破停了来，六月初一的大朝上面，李破诏人宣布了一次阶段的成果。

涉及到的是税赋和田亩分的问题，这个已是商量的差不多了，给了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许多优惠政策，轻徭薄赋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主要是想引人到那里去定居。

早年北齐的河北，山东军事集团已然成了昨日黄，许多鼎鼎大名的豪族消失在了历史河当中，剩小猫两三只，也只苟延残罢了。

其中一分人要么逃往了江南，要么到了关西，晋地其实也收容了一些，基已毁，当年故事风云散，不复见矣。

再来的大分就都是移民，现在的况则是，裁汰来的诸侯降军成为了移民的第一批，散落在各，激不起多少浪。

官府则在积极的重定籍，恢复生产，今年因为战事结束的早，所以还能指望一秋收，惠民之策在六月间定来，秋收时农人的负担就能再轻一些。

大朝过后，李破也不打算再盯着不放，把重任给了尚书省，到了一定阶段，再由尚书省递上呈文，由中书，门复，到他这里的就简单多了。

追着臣们踢的日终于结束了……李破也是了一气。

正好此时刑尚书杨恭仁上请重定唐典，李破顺推舟，给了中书令萧禹来主持，三省皆要有人参与。

其实还是在隋典基础之上来完成，照杨恭仁的建议，参照的是隋初的律典，因为到了开皇中期，前隋国力渐盛，那时修订的隋典很多规条都不适合现在的大唐。

而到了杨晚年，猜忌功臣，又要防止各反对势力的反扑，律法于是变得严厉了起来。

大业年间就不用说了，杨广太过急躁，修订起隋典来很是随意，而且没完没了，杨广关心好像只是俺修订了隋典，并不关心到底修了什么，所以没有什么参照价值。

李破让王泽等人在晋修订刑律时，参照的则是开皇中期的律法，宽严并济，一条条捋去，已经是一非常完善的古代律法了。

至于刑律中产生的那些漏，并不值得去追究，因为以当世的人数量，以及人们的局限，不会产生太多过于复杂的纠纷和案。

比如说两人打架，没有重伤或死亡的况之，本不会报到官府，更不会产生是自卫还是互殴的辩论。

还比如说，你如果有绿，完全可以刀过去杀了夫，官府将不与追究，如果你杀的是乡中恶霸，众人相护之，也有很大可能逃脱罪责，也就说当世律法有很的主观。

反过来说，乡中豪望会很占便宜，如果与官员勾结，完全可以横行乡里，鱼百姓而不受惩罚。

当然了，后来占据资源多的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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