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理机构，市舶司从唐朝就开始设立，到明末终止，见证了这数百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明朝的市舶司也基本沿用了前朝的设置，主官是从五品提举一人，另有从六品的副提举两人。提举的人选是一般是由察使或者盐课提举司的提举兼任。明代的市舶司几兴几废，到了明末的时候虽然还有市舶司的编制，但已经改成了定额保税制。

照《明史》记载，市舶司有对外的征税任务，前来明朝朝贡的番船只，所载来的货均要两成的税率行税。但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定额包税制的施行，市舶税的征收便由民间的牙行开始代劳。而掌握了外贸经营权的牙行便以船商代表的份上舞弊，所谓的市舶税多是了私人的腰包中。

如果穿越集团与“福瑞丰”行贸易的货地定在广州，那么穿越集团派往广州的货船无疑会被当作“番海商”对待，取两成的税率，仅仅是这笔钱都已经超了两地之间的货运费用，对施耐德和李奈这样的商家来说肯定是不愿意让自己的经营成本中无端地多这笔钱来。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像“福瑞丰”这样的广州本地海商就不需向市舶司纳税了，实际上明朝对于海上贸易有多多样，征收比例并不统一的税制，大可分为饷、陆饷和加增饷。

饷是依照从事海上贸易的货船容积为计量单位的一税，在实际运用中一般是直接照船的宽度来收税。比如船宽一丈六尺，征税标准是每尺五两银，一艘船就是八十两银的贸易税。船越大，税的比例也就越，照每尺五钱银行累加，例如船宽两丈六尺以上，要照每尺十两银的标准收税，一艘船就是至少二百六十两银。而且跑的地方不同，税制也不一样，跑东洋的商船就比跑南海番的税率要低三成。

除此之外还有陆饷这税，像“福瑞丰”这从海外运回货的海商便是这税的征收对象。但因为货千差万别，类繁多，所以税制也很难统一。有些货重量和数量计算税率，有些货却是货品质或者实际价值计算税率，至于收多收少，就给经手的人留了很大的作空间。

而加增饷则是一针对商品的附加税，由船主负担。这是因为很多海商去吕宋等地易之后，只装着墨西哥银元回到国，这样一来船上没有什么可以征税的货，对于照陆饷征税的政府来说就是无利可图的结果。为了减少商税的损失，便设立了加增饷这么一个新税来填补税制上的漏。

站在“福瑞丰”的角度而言，无论是还是，如果让海汉人承担胜利港至广州之间的货运程，因为征税的关系都将会大大地增加商品的运营成本。而将货地定在胜利港，这成本就几近为零，是双方都乐于接受的一理方式。

于是李奈便提今后如无意外，大可将货地都放在胜利港。陶东来和施耐德立刻便同意了这个提议，抛开商品的运营成本先不说，光是这海上的运力就帮穿越集团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目前穿越集团可以投到黑土港——胜利港航线的货船一共有八艘，其中两艘现在还停在胜利港，需要在完船只维护和人员调整之后才能投运营。除此之外剩的那可怜的运力，就只能跑跑崖州和胜利港之间的航线，来回输送移民和各资。而广州到胜利港之间的航程比到黑土港还要远三分之一左右，想要保障这条航路畅通运行，穿越集团至少还得有几条大船才行，这显然不是短时间能够办到的事。

对于合作伙伴所面临的运力困难，李奈在来胜利港之前就已经知一二。若不是如此，海汉人又怎么会托了“福瑞丰”在广州买船和招收船员？因此在确定了货地之后，李奈很痛快地表示，“福瑞丰”的船队将担负起两地之间的货运任务。

“福瑞丰”当然也不是雷锋，这么同样需要将运来胜利港的货加上运输的成本，另外李奈这也是发之前得了李继峰的指——海汉人的货既然暂时运不来，那对“福瑞丰”来说就是独霸货源的好机会，可以趁着这段时期先赚个盆满钵满。等今后海汉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