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之中，虽然一改自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为本”。

它有了“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以制。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退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这般规定，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

同时，也将商人纳了征税的范畴之。不过，却只有一句“不居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而已。对于向商人征收何税目，征收多少，却未有一个细致详尽的划分和规定来。

盖因古人并无商品经济之意识，对于商人，也只是照收取了税而已。

或者说，其实在古时候，统治阶级，也就是“士”这一阶层，对于商品经济，其实是有一潜意识中的恐惧心理的。封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潜意识中本能的恐惧。因资产阶级的壮大，必然危及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

这一次，夏鸿升准备将工商写税制，同时也准备朕将一些常见的商业税加到税法之中。

同样的，商人的权利，也借此机会得到一些李世民能够接受的程度的解放。

“陛，农夫五之家，其服役者不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秋不得避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旱之灾，急政暴，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孙以偿债者矣。”夏鸿升对李世民说：“所以农人贫困，他们本所能够创造来的财富基数就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基数上面，朝廷要收税，农民要生活，可东西就那么多，所以就导致了农民的生活困苦，朝廷的收也不多。”

“不错，百姓之苦，朕看在里，所以朕才减免赋税，重新丈量土地，划分田亩，力图使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李世民了，说。

夏鸿升又继续说：“而商贾呢？说得难听一些，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必粱；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策，履丝曳缟。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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