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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sp;而和《共和商约》一样有名的，还有一个《吕氏乡约》，就是鼎鼎大名的蓝田四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在神宗年间所制订和实施的成文乡约。

&esp;&esp;这个乡约从神宗熙宁九年开始实行，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依旧在实行之中！

&esp;&esp;也就是说，早在界河商市自治前二十多年，自治这回事儿在宋朝已经有了。不过一个是乡村自治，一个是城市自治，后者的影响力自然更大。而且《共和商约》相比《吕氏乡约》更加严谨，还“创造”的实施了代议制民主——《吕氏乡约》是不能用来治天的，而《共和商约》完全可以用来治理一个小国。

&esp;&esp;可是在侯仲良中，武好古的《共和商约》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恶约，本不能和《吕氏乡约》并论。

&esp;&esp;“……乡约者，乃是乡人之约，为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患难相恤而所订之约。乃是与人之约，约正一人或二人，皆是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约中大事，则以聚会商议，约中赏罚，亦在乡民聚会中书其善恶。因而乡约者乃是大善之约，若颁行天，必可复三代之治。

&esp;&esp;而商约者，乃是钱钞之约，为得是将本就利，分利公允。所谓元老，并非由商民公推，亦非刚正之人，乃是商会东所选之人，一切皆为东之利所谋，心中并无半百姓疾苦。由此等元老所推选之商市诸，必然是唯利是图之辈，为利谋，不为民谋。若《共和商约》行之天，必使天有倾覆之危！”

&esp;&esp;“师圣先生，既然《吕氏乡约》如此大善，何不在天实行呢？”

&esp;&esp;就在侯仲良滔滔不绝说得正得劲的时候，忽然就听见有人嘴提问了。侯仲郎抬看去，只见说话的是个穿着绿袍的武官，约莫二十二三岁，颇为英，就站在自己新收的学生武好文边。

&esp;&esp;“《吕氏乡约》不能在天实行，就如同昔日圣人之无法在天实行一般。”侯仲良，“这是天人的损失！而《共和商约》如果天实行，将是天人的灾难！订此约者，必是天之罪魁！”

&esp;&esp;被人当着面骂罪魁的武好古却一不动怒，只是淡淡的问：“先生以为《共和商约》有朝一日能行天？”

&esp;&esp;“商鞅之法都能行天，《共和商约》如何没有行天的可能？”侯仲郎厉声说，“行善政使上位者暂失小利，行恶政却能使上位者暂得大利。《共和商约》是恶政，所以能给上位者带去厚利。利之所至，金石为开！武东门，在所言可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