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esp;世人都敬忠臣，敬义士，然忠臣义士又由谁来定呢。

&esp;&esp;魏公公曾跟东林党的“大秘”、任职《皇明日报》总编辑的黄尊素说起过忠臣义士，当时他老人家于黄尊素言：“忠臣义士者，自古都为读书人来定。读书人定他为忠臣，便是的也是忠的。读书人定他为臣，便是忠的也是的。”

&esp;&esp;黄尊素认为魏公公此言有所偏颇，言称忠臣义士乃百姓公定，可不是读书人就能定的。

&esp;&esp;大意就是群众睛是雪亮的吧，读书人哪能颠倒是非，到蒙骗世人百年、千年呢。

&esp;&esp;魏公公嗤之一笑：“百姓非民也，何能定忠？那忠臣义士的事迹历来只见诸于史书文字，百姓有何资格论秋？概读书人定一切也！”

&esp;&esp;黄尊素听后，细细琢磨倒也是那么回事。

&esp;&esp;百姓所知忠臣义士事迹，不都是由那史官，由那文人墨客所记录的么。

&esp;&esp;谁能说这些史官墨客们不会因一些特别原因颠倒是非，将忠说成，将说成忠呢。

&esp;&esp;便是有那良心的文人直笔秉书，可若无魏公公所说的“话语权”，其所记载便成了野史，不足为信也。

&esp;&esp;士英就是这么一个被颠倒了的忠臣。

&esp;&esp;弘光元年，南都勋贵大臣降清，清军城之后，礼主事黄伯端自树一面大旗，上书“大明礼仪制司主事黄伯端不降”。

&esp;&esp;清军将黄伯端拿，伪王多铎亲自审问，问黄：“你认为弘光帝何人，想为他一死？”

&esp;&esp;黄伯端扬声郎言：“我皇帝圣明！”

&esp;&esp;多铎略惊，复问：“你朝士英，又怎样呢？”

&esp;&esp;黄伯端哈哈一笑：“阁臣士英，忠臣也！”

&esp;&esp;多铎又可气又可笑，再问：“士英乃大臣，何得为忠？”

&esp;&esp;黄伯端正：“士英不降，拥送太后浙江，当然是忠臣！”

&esp;&esp;言毕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勋贵赵之龙等人：“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esp;&esp;黄伯端所言，理明白。

&esp;&esp;谁降清，谁臣；

&esp;&esp;谁抗清，谁忠臣。

&esp;&esp;然而公公前世，抗清殉国的士英成了大臣，常在各文学作品跑大反派的龙，这是为何呢？

&esp;&esp;答案便是读书人定忠。

&esp;&esp;又如面前这个才三十岁的福建司主事杨嗣昌，不但是大忠臣，更是明末难得的统帅之才，其才能远比孙承宗、孙传、卢象升、洪承畴百倍，可为何最后却也落了个臣的盖棺评价呢。

&esp;&esp;故而魏公公又于黄尊素：“看待一人是忠还是，万不能只看文字，而要看结果。”

&esp;&esp;看人，就得看结果！

&esp;&esp;士英殉国，就是忠。

&esp;&esp;杨嗣昌面对忧外患的时局，署“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镇压农民军，同时能够清晰的认知明朝所的两线压力，主张对清议和，以求攘外必先安。

&esp;&esp;无论是实际署中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是其主张的对清议和，都是切中实弊，切实有效，能够真正解决崇祯朝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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