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这回坏事的那几个特别倒霉罢了。

就在这时候，尚琼不不慢地从门外来了，声：“赵举人说得好。若不是地方官员辜负朝廷信任，贪墨公款，也不会累得近万百姓惨死。犯了这样的罪责，他们也不会有好场。诸君日后为官，只需想一想，如今大理寺牢狱中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就知该怎么办了。诸君十年寒窗苦读，可不是为了落得那般场的。”

这话听得众学人人变。虽然大家都觉得尚琼这话太不吉利，可他是太傅之，皇帝的小师弟，也是士林名家，在这书馆中地位超然，平日对他们指良多，众人都不敢无礼，纷纷恭敬应声。

有了尚琼面，这两幅画在书馆中算是稳稳地收录来。平时就卷起放在“地理风土”类别的专用书架上，但总有人会借来看。学们议论的重也参差不济，有人讨论天灾，有人讨论廉政，还有人讨论堤坝案——怎的审了这么久，还不见结案呢？害死了那么多百姓，那些人早该以极刑了！

没过多久，又有更多的举赶到了京城，提前来准备二月举行的会试。其中就有上海府的举们，还有一位更不得了——他是南汇县今年唯一一位前来赴考的举人。

正主儿来了，他既是南汇本地人，想必比赵焜更清楚当地的形。书馆的学们小心打听得他没有亲人在灾中去世，方才放心地询问起他来。

不料这一问，那位举就激动得当场落泪来。他是没有亲人死亡，可他的家业却全毁了。他在南汇本是富家弟，父母早亡，娶得一房贤妻，生了两个孩儿，全家人住着大宅，手握百亩良田，另有十多间店铺、四仓库租，生活富足安逸。灾发生时，他带着妻儿前去奉贤的岳父家中省亲。一夜之间，他一无所有，房店铺被冲塌，良田尽毁，仆从死散，连父母牌位都不知去了哪里。他只能带着妻儿寄居在岳父家中，一草一纸俱是依靠岳家接济，上京的路费还是亲友们勉凑的……

他还提到，南汇县今年有资格参加乡试的生员，原有几十个，可最后参加的却不足十人。那些未能现的生员，不是早已在灾中丢了命，就是有丧亲之痛，需要守孝。整一个七月，他妻替他足足送去五十八份奠仪，其中不乏同窗好友、亲近师……

他对堤坝案的犯官们恶痛绝，还冷笑着说：“前任南汇县令坏事后，他的家眷住了一家豪门大的别院，仍旧锦衣玉。可那又如何？海一来，那家大自难保，他妻儿俱亡，仆从四散，只剩一个老母，摔断了，磕破了，被人抬到安置所去，与其他灾民们一起吃救济的粥。被人认来后，灾民们恨她儿害了全县百姓，都不愿意搭理她，她差儿活活饿死！还是邻县县令好心，命衙役给她送了吃的，她才得以活命。如今她就在南汇县城大街上行乞呢，可谁不知她的份？本就没人施舍给她，她还是要靠衙役每日给的两个馒才活来。但陶县令再好心，也不过是代职。等新县令上了任，谁还她的死活？这就是报应！”

其他学们听得骨悚然，不是因为他对堤坝案犯官的恨意，而是赫然发现，原来在天灾面前，并不是只有黎民百姓会丢了命。那些与他们同样份的生员、举人，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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