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有关于此也颇多论述，观与视角各不相同，但到最后也都难免一声叹息。因为这件事突的就是一个拧，很难通过清晰可见的逻辑去讲述清楚。

宇文泰今向李泰询问王思政设治颍川是否可行，显然不只是在询问应不应该，而是有着更加刻和丰富的意味。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角度而言，如果颍川是河南当之无愧的中心，完全无可取代，那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这个选择本就是众望所归。

可如果颍川的重要完全达不到这程度，那么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有了立场和利益的区别。围绕于此的不再是讨论，而是争执、是博弈，最终达成怎样的结果与理无关。

站在西魏霸府的角度，显然是不希望王思政设治颍川。特别是在河洛新经一场大败，对于河南方向的经略更加不能维持太过激的策略。

如果设治于颍川，想要期控制河南之地的话，第一统治效果不佳，第二统治成本激增。河南与关中之间受限于地理因素和当的战略环境，完全不足以形成良的互动与互补。

比颍川更适合作为行台驻地的地方，时任淅州刺史的崔猷也已经提来，那就是襄城。襄城地在颍川偏西南位置，沿北汝北上可以直抵伊川、与河洛相连，西去可经鲁与荆州所在的南盆地沟通，可以说是可攻退可守，与几大战略区域都能不失。

可是再怎么正确的建议，如果得不到执行，重复千遍万遍又有什么用？现在局面很明显是王思政一意孤行，就是要把行台治所设在颍川，而并不是其人不知该何。

所以该不该设治颍川，本来就不是问题的心。尤其李泰如今已经算是初步了霸府的决策层，而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将领和谋臣，所谓言法随，他如果觉得王思政不应该这么，那么可能就得面负责让王思政照霸府的决定去执行。

但这一阶段的王思政，满心都是开疆拓土宏伟大计，心中的燥可能就仅次于南梁的萧菩萨，连宇文泰的命令都敢公然违背、不加执行，这团火是那么好扑灭的？

李泰觉得想要让王思政放弃他的秉持，估计得直接大军前往缴了他的械或许才有可能。而这显然是不到的，那么也就只能默认王思政所持的这一结果。

因此最重要的，第一是要将已经现的矛盾争执掩饰过去，第二就是尽量降低王思政的冒政策失败之后给西魏政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历史上宇文泰对这两倒也完成的不错，答应了王思政设治颍川的请求，默认其已经半独立的地位。然后就是在王思政面对围攻的时候，并没有脑发的大军援，从而将更多的力量葬送在颍川。

或许有人会觉得宇文泰这样不地，但王思政这一选择的时候，应该要料想到这况。或者说问一问自己，颍川的战略价值有没有大到让他奋不顾的去守顽抗？有没有大到让关西霸府不计代价的投维持？

李泰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需要在一个比较的时间维度中，讲述一自己对于颍川得失之与霸府统治和天大势所造成影响的看法。

他沉一番后才开说：“臣兵驻彼乡时，所见河南确有奉趋义之士，但也不乏昧于义、屈于贼势之人。其地在荒年久、非是短时，贼踪虽已尽，凶威仍未扫除，立治不易，教化更难。太原公或许有虑于此，不惜以犯险、设治颍川，以其皎皎风骨化彼乡荒废之人……”

宇文泰听到他这么说，意味不明的笑两声，旋即便又说：“这么说，在伯山看来，太原公设治颍川乃是有失周全的犯险之举？”

“凡所意勤事立功之志士，又岂会存意避险而裹足不前？颍川地当平野，四面无遮，若非忠勇赤胆并才力卓越之雄才，谁敢孤悬镇戍？”

说一千一万，王思政奋勇击、直从侯景手中接手七州十二镇的河南之地总是一个事实，为西魏开疆拓土之功确凿无疑，这也是让宇文泰到疼的地方。

李泰并不否认颍川无险可守的事实，但却只是大力褒扬王思政的胆气志力，却并不提促其改镇这一茬，也是担心真要大放厥词一通，或许宇文泰顺势就要把这事安排在自己上。

他对王思政虽然不无钦佩，但却并不想为其任买单。如果有机会的话，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那是不失义，全心的投去弥补别人的错误那是愚蠢。

宇文泰听到李泰这一回答，一时间也是有些无语。这话虽然说的避重就轻，但也太符合李伯山所思所计了，若非这样的勇毅果敢，又如何能屡创人所不及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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