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行台初创，人事之间多有生疏，政令尺度未，章程步骤不明……罢了，还是我来明几个要，你等再作扩展补充。”

李泰将这篇过于华丽的文章暂且抛在一边，略加沉后便又说：“当正值万事更新、百废待兴之际，行台用事尤需轻重分明，切忌捻小而失大！王命所教，劝农以励耕织，劝学以宣教化，劝仕以奖贤能，唯此三者最为切要，为诸事之宗、不容懈怠！若此三者俱能得治，余者繁事尽可得治！”

诸如苏绰的《六条诏书》给西魏北周定了一个整的统治基调，如今原本的荆州总府升级为山南大行台，不再只是理一府之军政，而是要负责整个山南的统治理，当然也需要一个基本的行事纲领来指导和规范政令的决定与实施。

如今的李泰份已经不同以往，当年的他为了上位可以制定考成法、坑害同僚博取步，但是如今的他已经成为一个势力的首领，这事如果再自己袖亲自上场，老大的威严从何现？群众的怨气怎么疏导？还要自己发声收培训费，养了那么多虎狼难只会不会叫？

这一向行台发放的教令，就是要告诉文武属众们自己所重关注的是什么，你们如果想步，那就得都围绕这几个给我卷起来，别特么四六不着、不知在瞎忙什么！

李泰所提的这三，说的更直白一，劝农就是要努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劝学就是要用心搞好意识形态建设，劝仕则就是积极的巩固组织结构和扩大统治阶级。

生产力就是一切，对平民小如此，对一个势力和政权同样如此，生产力如果不能良有序的发展，再大量的势力都要坐吃山空、分崩离析。意识形态不能搞好，人心不齐，队伍就会不好带，耗严重。统治阶级如果不能有序扩大，凡事都搞小圈，那自然免不了要脱离群众、最终沦为独夫民贼。

有了这三个纲领指，接来的行台工作容自然也就有了规范。像是江陵这里正在行的编授田和组建乡社等等，就属于劝农的范畴。至于劝学，则就需要等待生产力和秩序一步恢复之后，才能大范围的在郡县之间组织建立学舍与学制度。

劝仕方面，李泰打算在今年年中时分便组织一场面向整个山南大行台辖区的人才选考试，由诸郡县照各自在籍人推举一定数量的人才到襄来，行统一的考试选。

很多人讲论科举，往往着于人才的上升途径被打开，但是从统治者角度而言，人才获取的多样也有利于巩固其统治。

没有一个普世的人才选制度，宗室豪互相倾轧，王与共天的门阀制度，无疑都不利于皇权的伸张与政权的稳定。别说东魏西魏的皇帝苦，就是家土生土的镇兵皇帝，如果边围着的尽是镇兵，那也受不了啊！

李泰这个新字刚刚建立起来，当然是迫切希望才士络绎不绝的加来。通过州郡推举的方式既能充实人才储备库，同时也能观察审地方势力对于行台统治的服从度如何，并且还能促使这些地方实力派离开乡里，释放乡土资源，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科举、或者说初期的科举制度，从来也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方式，而是中央权力得以伸张的现。以前你们这些地方豪兵壮、有名有望就能官，但现在别是什么名门杂，你起码得场考一考，让人看看你是什么货。

南朝的文教平较之北朝更，当然不是因为南方人更学习，而是社会发展使然。南朝的商业要更加发达一些，诸如建康这么大的城池，被侯景闹了一段时间便全城缺粮，就连粮这基本的生存和战略资都要仰仗市场易的形式来获取。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识字、不会算数那就等于丧失了独立生活的可能。当然，南朝的隐荫庇之风较之北朝更加严重，也的确是大分的人都是没有人自由的婢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