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豆卢钦望拜相一事，朝廷中还未有定论，但政事堂中已经现了重大的人事调整。

原鸾台纳言姚璹上表自辞，并荐侍郎杨再思继任宰相并主持鸾台事务。圣皇予以批准，并以姚璹为麟台监。杨再思拜相之后，便即刻举荐郑杲担任洛州史。

郑杲就任洛州史后，接来便上书陈事，直言朝廷迁民编存在重大的失误，大量生民虽已在籍、但却都是虚，本无田可授，农时错过、已经是民疾如火，若再放任不理，秋之前，河洛之间必会饿殍遍野。

基于这一，郑杲提两条解决的策略，第一是整顿漕运，加大江南漕米的输济力度，第二是以役代耕、以工为赈，征集已经编籍的丁男参与漕渠运输，确保各边土贡并秋税诸能够准时运抵神都。

同时诸州庸工折课钱，作为朝廷整浚河、增加漕运量的工事本钱。同时在朝百司捉钱令史兼领工，组织丁力参与河输济。

此议一，顿时成为朝局之的焦，毕竟大势倾轧再怎么激烈，百官也都各有衣耗用的实际问题，而朝廷如今财政状况也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甚至一些外胥员都现了俸料被克扣剥夺的问题。

对于洛州史郑杲所提议的改革方案，圣皇武则天也表现极大的关注度，制令百司各荐能士，随堂参议，尽快整合一个行之有效的方略来。

与此同时，圣皇又制令吏天官补授相关的人才，选任相关诸司。李潼的丈人唐修忠及时献一份《伊洛文图籍》，详录河洛周边河川渠概况，得以脱颖而，被选授为都使者。

这一系列的变故，集中在了四月中旬的几天，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奠定了一个改革漕运的基础。

而且李潼在这当中参与度极，除了最开始几桩层的人事调整是通过政治换完成，后续无论是郑杲的言，还是唐修忠的献书，其实都是作为代王而发声。

李潼也并不忌讳掩饰他政的痕迹，因为这件事本就是当务之急，而且从他结束服丧、回到神都开始，便已经跟他行了一系列的沟通。

此前之所以迟迟难行，那是因为要作这样一件牵连广泛的事，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班底。任何政方面的改革，无论方案多么成熟，一定会碰到一些人的利益。

如果所组建起来的事务班底彼此之间还互相掣肘，不能通力合作，那么无论朝廷当恶劣的财政，还是张的气氛，都不足以支撑不成熟的尝试，只会加大朝廷的耗。

而且说实话，李潼此前陈策，其实也都难免纸上谈兵之嫌，武则天就算对此有认同与看好，真正将要落实的时候，也难免有些犹豫不定。

不过，西京飞钱获利惊人，也激发了武则天的信心与底气，开始重新审视、评估这一系列事务调整的可行。再说有了飞钱方面的财政补充，即便这一改革不能达成预期的效果，也能有外财托底，不至于让朝事崩溃。

对于李潼来说，在这样一个时机推行这一系列的改革，是在保证争权夺利的同时还能不废正常的政朝事。

一旦这样的改革掀起，他的代王府一系官员们，便不再只局限于时局之的势位争夺，而是扎于利国利民的国计政之中，安全无疑更有保证。

比如郑杲的提议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来自江南的漕米。

在此之前，江南当然也有米粮解运京畿，但却是包在田租调中，并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提，因此在财政度支中也就没有获得该有的正视。

但事实上，经过六朝开发，江南诸州开发程度已经不低，特别是随着关中天灾人祸不断、旱涝歉收常有，来自江南的田租贡在整个朝廷财政税收当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

像武周后期，频有江南宰相登上政坛，开元时期，甚至就连远在岭南的张九龄都能成为一时名臣，无不现江南人在时局中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而这背后，除了各正常与不正常的朝事调整之外，关键的一那就是话语权是由钱粮打底的！

李潼的班底中，本就有着大量江南人的存在，借郑杲之独立提财政中的漕米这一概念，既能号召更多的江南人加，也能增整个派系在时局中的影响力。

类似姚璹这江南宰相，如果只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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