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倒是跟李潼不谋而合。山南是一个很庞大的地理概念，作为心地带的荆襄地区在南北朝世中更是期的军事重镇所在。

大唐得国以来，对山南的军事力量多作制裁，作为屈指可数的大都督府之一，荆州大都督府在军事上的职权被剥离更多。偌大地境之中，甚至就连折冲府都设置不多。

这样的安排虽然保证了山南地区没有对抗中央朝廷的力量，但也让山南地区的治安状况堪忧，江盗成患，蛮族山贼常有聚啸，严重制约了地区开发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山南兴建团练，并不仅仅只是对地方治安有所改善，随着大唐国力恢复以及诸边边务稳定来，肯定要继续加对南疆地区的控。诸如南诏这不稳定的因素，自然也要加以制裁，届时山南就会成为整个南方地区的战略重心，地区料调集以及武力建设也就需要提前的统筹起来。

魏元忠在宗年间本就以军事才能而受到宗皇帝的赏识提，在武周时期更是将相。其人能在山南的经略方面与自己保持一致，李潼对此也是颇欣的，姑且不论心里恶趣如何，对于魏元忠的一些构计与理念，他还是颇为看重。

魏元忠也的确不愧数朝老臣的资历，一些小问题代完毕后，转又言到一些比较刻的弊病，那就是吏治问题。

“今山南州县在事诸员，或罪贬迁、或新稚初解，罪者忧惧惶恐，不能为地表人见重，新人治术不，无有良策治地表敝。直堂坐衙者唯竟日北望，勤于迎送，疏于务实，吏事浮躁，朝廷虽有仁政宣施，但因选用之弊而多有耽误……”

李潼听到这里，神也变得郑重起来，并不急于话，只是示意魏元忠继续讲去。魏元忠既然主动开始这个话题，自然也是有着充分的准备，开始历数于山南考察的经历，通过与山南官员们接的事例来讲述如今山南的吏治况。

魏元忠列举了很多他所接的州县官员，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而李潼在认真倾听完之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较棘手，还不仅仅在于官员的品德或者才能。

大唐立国以来便始终奉行重轻外的国策，同样也现在官员的前途及待遇等方面，地方上的人才以担任朝官为荣，对于就事地方则就显得兴致乏乏。大量的官员哪怕在朝担任冗官闲职，都不太愿意前往地方外州牧治一方。

这样的一仕用策略，虽然能够维持统治结构的稳定，但也造成了人才分的多寡不均。如魏元忠所列举山南所现的问题，一些偏远的州县官府缺员严重，甚至都有多年没有正印官的况存在。

在州县任职的官员们，也谈不上尽责，这其中相当一批要么是罪官远，要么在吏铨选中便没有获得一个好的评价。罪官本就心忧前程乃至于安危，在州就事也未必就能专心政务。选的官员则就因为素质不，即便想勤勉事，又往往力有未逮。

地方上人浮于事、以及官员素质不够，再加上惯常以来的价值观的影响，使得许多官员们用心本不在本的职事，而是专注于钻营，希望能够调回朝中。

尽朝廷经常会派遣御史与其他临时的使职州县访政考察，但这走观的考察制度能够发挥的作用着实有限。即便有一些地方官表现突，很快又会被调回朝中，其政务才能不能得到足的发挥。

类似的吏事积弊，李潼略有耳闻，但却并没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毕竟他此前所治理的陕西大行台本就属于霸府质的非常规机构，在官员考绩方面自有另一标准，且诸多大事并行，官员怠政又或者勤政都能清晰的判断来。

行台的理经验明显不适用于中央朝廷，无论是规模量还是实际的力空间都不在一个标准上。所以在听完魏元忠的讲述后，他一时间也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