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黎栗的房间。

门是白的，和走廊里其他房间的门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没有门牌，没有装饰，没有任何标记表明它属于谁。门虚掩着，大概是王姨打扫完忘了关严，从门里透一条细细的光线，是窗照去的自然光，在走廊的地板上画一亮痕。她知他今天不在，母亲在电话里说过，黎栗这周差，去了不知哪个城市，谈一个什么项目，要到周才能回来。

继父今天也有事，不回来吃晚饭，去参加什么商会的活动。所以今天家里只有她和母亲，还有王姨——一个最安全的组合，不用面对继父那周到却疏离的客气，不用面对黎栗那礼貌却让人窒息的存在，只需要和母亲说说话，吃一顿饭，拿几件旧衣服，然后离开。这是她最能接受的回家方式。

她应该上楼去找母亲。那是她来这里的目的，是她答应了的事，是她应该的事。她往楼梯的方向走了两步，鞋底踩在地板上发轻微的声响，一步，两步，然后她停来了。她不知自己为什么停来，她只是停来了，然后转过，看着那扇门。

客厅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声，能听见墙上那只挂钟的滴答声，能听见王姨在厨房里忙活的声音——锅铲碰锅底，叮叮当当的；龙哗哗；油在锅里滋滋作响，应该是在炒什么菜。楼上也没有动静，母亲大概还在房间里整理那些旧衣服，或者在等她上去，或者在看手机，刷朋友圈，回微信，着那些中年女人会的事。

没有人会注意到她。

她走过去，一步一步，鞋底踩在地板上，声音很轻，她刻意放轻了脚步，像是在什么不该的事。她站在门前，心忽然快了一——这只是一扇门，她对自己说，只是一个房间，一个他不在的房间，一个空的、没有人的房间——她伸手，手指到门板，门板是凉的，然后她轻轻一推，门就开了。

黎栗的房间她只去过两三次，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第一次是刚搬来的时候。她十五岁，母亲带着她参观这栋房，像导游带着游客参观景一样，每个房间都去看了看，说这是客厅，这是餐厅，这是厨房，这是你的房间，这是——推开黎栗房间的门——这是你哥哥的房间。“哥哥”两个字从母亲嘴里说来，轻飘飘的，像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称呼，但她听着觉得别扭，那不是她的哥哥，那只是一个和她住在同一栋房里的陌生人，一个她没见过几面的男孩，一个她不知该怎么称呼的存在。她记得当时的觉是”这个房间真大”，地板是亮的，得像镜一样能照人的影；墙是白的，白得像医院的墙，白得让人不敢用手去碰；窗大得像一整面玻璃墙，光从那里涌来，亮得刺，亮得让人睁不开睛。她站在门不敢去，脚像是被钉在门槛上一样，动弹不得，脚踩在那块亮得像镜的地板上，觉得自己不应该站在这里，觉得这个房间会嫌弃她——嫌弃她的鞋底沾着外面的灰尘，嫌弃她的衣服是在镇上集市买的便宜货，嫌弃她整个人都和这个房间格格不，像一颗灰扑扑的尘土落了一块一尘不染的晶里面。

第二次是有一年过年。理来说过年的时候黎栗不会在国，那时候国外的大学正好是期末考试，他应该在忙着复习、写论文、项目，但是那年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他的期末比往年早，可能是节比往年晚，可能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反正他回来了。那时候她十七岁，刚上二，母亲让她给黎栗送一份礼，说过年了，一家人要互相表示一，这是礼数，不能省的。她不想去，但也没办法拒绝，母亲说的话她很少拒绝，拒绝了会有更多的麻烦，会有追问，会有不兴，会有”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的神。她只好拿着那个包装的礼盒——不知里面是什么，母亲准备的，红的包装纸，金的丝带，看起来很贵重——走到他门前，站了几秒钟，然后敲门。她敲了几，指关节碰在门板上，咚，咚，咚，然后正经危坐地等着，就像是在办公室门等待老师，或者是迟到之后被罚站在门外然后看见教导主任走过来。几秒之后门开了，黎栗站在门，穿着一件灰的羊绒衣，领里面白衬衫的一边，发有，像是刚睡醒的样，或者像是正在看书被打断的样。他看见她，愣了一秒，有一意外，然后说：什么事？她把礼盒递过去，说：妈让我给你的，新年好。他接过去，说谢谢。她说不客气。然后她转就走了，走得很快，步迈得很大，像是后有什么东西在追她，像是再多待一秒她就会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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