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人力排相当困难，而要购置新式机又缺乏资金。这样一来，钱了不少，却收效甚微。几个月来，张学熙亏掉了好几千两银，只得灰土脸地又来找刘铭传，说他撑不去了，请求退办。

张学熙走了，煤矿恢复便陷了停顿。为了寻找路，刘铭传便找到曾国荃和裴荫森商量能否三家合办。曾国荃时任两江总督，裴荫森时任福州船政大臣。当时国洋务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江苏、福建等地都需要煤。三人一商量，决定一家掏两万，凑成六万两。在此基础上又招商六万两，加在一起总计十二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一月，煤矿开始挂牌运营。刘铭传指定候补知府张士瑜为总办。张士瑜为基隆煤矿矿务委员，对煤矿生产比较熟悉。他受到委派后，便决定聘用外国人行理，还雇用了洋技师。在设备上也投重金，购置了新式机用来。刘铭传还专门派人修通了煤矿至码的小铁路。

不久，煤矿开始煤了，而且产量还不错，一度达到百吨左右。张士瑜忙不迭地向刘铭传报喜，曾国荃和裴荫森闻报也皆欣然，大家都对煤矿的前景一致看好。可是，他们兴得太早了。时间不，新的问题又现了。不错，煤是挖来了，但运输却成了难题。首先在台湾岛，辗转运输千余里，没有铁路，全靠脚力，成本太。其次要往大陆运，海上风浪大，没有大船不行。但煤矿资金有限，要想修建铁路、购买大船，实在是力不从心。了不到一年，亏空越来越大，每月亏银达到三四千两之多。这一来，商首先不了，要求退。

商一退，全份便为官方所有。张士瑜本来还满怀信心，打算重整旗鼓。但这时老矿井的煤又快告罄，必须重开新井，方可获利，可重开新井，便要追加投资，而且耗资相当大。据外国技师勘察，需百万之数。刘铭传去找曾国荃商量，能否增加投资，曾国荃一听就不兴了。他早对煤矿的亏损状况到不满，现在要他增资，他当然不。曾国荃不，裴荫森也缩了。此时，刘铭传正忙于台湾的新政和抚番，到都在伸手要钱，财政早就揭不开锅了，哪还有钱投煤矿呢？

张士瑜急得团团转，隔三岔五地便来找刘铭传叫苦。煤矿一旦停产，不仅钱要打漂，台湾新政也要受影响，而且还会有人大文章，说不定又要闹什么风波来。刘铭传当然也很着急，但急归急，一时间却无计可施。

就在焦烂额之时，英国人找上门来了。

找上门来的这个英国人名叫班德瑞，是英国驻台北领事。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英国商人，名叫范嘉士，现供职于英国旗昌洋行。范嘉士对刘铭传说，听说贵矿亏累严重，要开新井又乏资金，敝人有一建议，不知愿闻否？

刘铭传说愿闻。

范嘉士于是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英国商人可以集资承办新井，全费用预计将达百万以上。承办期为二十年。期间无论亏盈，将由英国商人全承担。此外，范嘉士还拿了一些诱人的条件。比如，每年拿一千吨煤，以市价八折供给台湾政府使用；每一吨煤，都合同纳税。他还答应以十四万两银买基隆煤矿原有的设备。

刘铭传一听当时便动心了。基隆煤矿的状况使他陷困境，正苦无对策，如今英国人愿意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求之不得。虽然这样是让利于人，刘铭传并不愿，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况且退一万步说，由洋人承办，对自己同样也有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用现在的话说，“借生”“借船海”。

英国人走后，他便找张士瑜商量。张士瑜有些担心，他说，洋人承办，恐引非议。但刘铭传认为这事于台湾有利，于国家有利，不妨一试。

哪知这一试便试了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