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说，这次会议是在绍兴大禹陵秘密召开的，时间在农历清明。参加会议的有浙、皖两省的会党首领。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光复军，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同时确定了起义计划，伺机两省同时行动。商议已毕，宗汉找来一只公，拧断颈，滴血酒，然后众人端起血酒共同盟誓。誓词的大意是：为光复中华，揭竿起义，不怕牺牲，如有背叛，天地不容。

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后，从南方传来了孙中山发动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起义的消息，各地会党纷纷响应，于是大家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正式起义。起义时间原定为7月6日，后秋瑾提推迟至7月19日。为了加浙、皖两地联络，陈伯平多次来往于浙、皖之间传递消息。

关于徐锡麟这次回绍兴开会的况，史料记载不尽相同。一说会议在大通学堂召开，前来参加会议的王金发、陈伯平、宗汉等人。会上决定成立光复军，并讨论了《光复军军制稿》和《光复军起义檄文》。据说，《光复军军制稿》为秋瑾手拟，规定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表记，将成员编成几个军，总称“光复军”。每个军都设置大将、副将等十三个军职；军旗为白底，上绣黑“汉”字。此外，军服、布、肩章、带等式样也了设计。

叶仰是浙江景宁人，据说与浙江会党首领吕熊祥为同乡，并由吕介绍加光复会。他在被捕后被押送南京，两江总督端方派人严加讯问。在酷刑拷打之，叶仰供了会中机密，包括一些党员的别名和隐号。他还供称，有一个叫“光汉”的人已打安庆官场。

就在起义箭在弦上，锣密鼓行之时，7月1日，又传来一个坏消息：光复会员叶仰在上海被侦缉队抓捕。

陈伯平与徐锡麟是同乡，名渊，以字行，别号墨峰，参加光复会后，隐号为“光复”。伯平幼时在福建大，后福建武备学堂，肄业后因慕徐锡麟的大名便返乡来大通求学。陈伯平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但意志定，为革命敢于牺牲，因此得徐锡麟的敬重。在徐锡麟发动起义时，虽然参加的巡警学堂学员有数十人之多，但徐锡麟真正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两个人。他们一个是陈伯平，另一个便是宗汉。

6月上旬，陈伯平和宗汉同至安庆，住在徐锡麟公馆，日夜谋划。是月22日和24日，他们又先后来到上海，与秋瑾见面。然而，秋瑾却带来一个坏消息。原来，绍兴会党袭文不待命令擅自行动，提前召集台州义军发动起义。这一来，不仅打了原定的起义计划，而且引起了官府的警觉。浙江各地开始加戒备，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秋瑾担心计划暴，要伯平、宗汉立即返回安庆，告之徐锡麟，约定将起义时间提前，改回7月6日举行，届时两地同时发难。

宗汉，字畦，浙江余姚人，原名纯昌。在光复会隐号“宗汉”。他是经陈伯平介绍认识了徐锡麟。宗汉自幼聪慧，曾浙江等学堂学习英语，后因参加学生罢课而退学。之后，他勉依从家人之命，考取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 05年），他洋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预备科。据宗汉供词称，他与徐锡麟相识是在船上。因为祖母病重他乘船返浙，与同乡陈伯平结伴而行。“锡麟向与伯平相好，我由伯平介绍始认识锡麟，彼此谈，他主革命为汉族复仇，劝我亦持此主旨。”总之，在与徐锡麟相识后，宗汉也与陈伯平一样成了徐锡麟死党。从此，他们三人的命运便地拴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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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在获知叶仰的供词后，便密电安庆，将叶供的况和党人名单发给安徽巡抚恩铭令其查办。恩铭接电后，当即把巡警会办徐锡麟找来商量。庆幸的是，恩铭并未对徐产生怀疑，但徐锡麟看到电报后却大吃一惊。因为供的党人名单中位列第一的就是他的隐号“光汉”。

徐锡麟起先颇张，但他很快发现恩铭并不知“光汉”是谁，这才镇定来，向恩铭保证他将迅速查清此事。从恩铭退后，他便急召陈伯平、宗汉前

“光汉”就是徐锡麟的隐号。光复军成立时，为了隐秘起见，有意仿效会党，将组织统一编成十六级，以一首七绝诗为标记。诗曰：“黄祸源溯浙江，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诗中的前十六个字就代表了十六个级别。“黄”字为最级，指首领徐锡麟；“祸”字次之，为协领秋瑾；“源”字再次之，为分统王金发等人；以逐一类推。另外，每个人还有一个别号或隐名。这些别号或隐名，在会友函件往来及对外活动时使用。叶仰虽然不知“光汉”的真名实姓，但他提供的报还是引起了官府的警觉。

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