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看见成效，也是于朝廷、于的社会并无显著利益, 正需要她这样的人去。何况她自己的仕途也需要这样的帮扶。

与阿绍不同，崔明德的仕路从一开始便注定艰难。一则女儿质柔弱, 在打仗这件事上天生便不及男儿家，就算全不设阻碍地允许女人为武将, 真能胜任者也寥寥无几。何况真正治理天、持话语权与政治权柄的, 是各地方与省中的文官，而不是带兵打仗的将臣们。二则独孤绍有带兵之才，却无谋局之能，就算破例给予虚名, 亦不过威胁一方、一时，崔明德却是谋时之士，若真能委以重任，所能的成就——或威胁——绝非一边帅可比拟。三则清河崔氏虽是名门望族，但清的名望落在以恪守礼法名的世家女儿上，却只会是阻碍而非助益。

可也正因如此，我偏偏想要帮助崔明德，帮她到人臣的极限，不但在有我支持时钧衡天，哪怕在我后，也能执天女人之耳，为之绸缪计划。

自从冯永昌的罪状坐实以后，我便常常在思考我所谓的“理想”到底该向何去。冯永昌的为人我已颇为了解，想起时也时常敲打。我曾想他不过小打小闹地贪污些，或是仗着权势作些威福，可事实是他不但吞没了慈善堂的大量款项，打通了上上一整条通，还以阉宦之娶民女这样的事——这些事，与我的初衷本背而驰。

慈善堂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一个不成熟的试验，尚且能造成这样的后果，我不敢想象，在我所看不见的地方，我所经手的这么多事业，真能落到我的“理想”上，甚至只是真正于民于国有利的，真正能有几。

我认真地盘算过我想的事所牵涉的那些人们。我相信他们之中的绝大分都比冯永昌要更有德和底线，但就算如此，他们自的利益与我的理想之间，也总有不小的差距。

在上层，我的边固然团结着一群人，每人也都为这件事筹划着，但她们所注重的，与我所注重的，绝非同一件事。好像崔明德，若我不提女人社改革的事，她也绝不会主动提这些，反而会给我权术建议，教我如何清除政敌。若我提这件事，她固然也乐于承担，说不定还因此更愿意与我亲近，但是说到底，这些事终不会是她的主要事业。

在层，万万生民早已习惯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风俗，他们的主要目标，也并不是所谓的人权、平等，甚至都不会是读书或官之类，他们所指望的，不过是温饱二字。括的结果来，我大周九成以上民人都靠地过活，这些农民所能许的心愿，或是今年多收了三五斗米，或是明朝织布时多匀几尺，件面的衣裳，若是赋税少一些，顿顿能多吃几碗粟米，多加一碟菜，或是逢年过节，官府赐些酒，集市里胡人演一场好看的戏目，寺庙里僧讲一场彩的半故事半教化的变文，那便是最值得称的好事了，至于当今皇帝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当官的到底是他们选来的还是上面任命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男女平等”这样的话题，对他们来说，如隔着雾看见的远山山尖，既懵懂又遥远。

在上两层之中，真正去为我这些事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冯永昌便是一个绝好的例，活生生地告诉我，这些夹在中间、得了上面授予的权柄的人，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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