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是对贪官降职或，惩贪偏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并日益超过宋刑统的法律条令，死罪形同虚设，以致大宋官场的贪赃之风更盛。

建炎朝廷最终对徽州贪墨案的犯官以死罪，无疑是重新捍卫了宋刑统的威严。自此，赵宋历朝来对贪官污吏的宽贷诏令由此而终止，死罪的绞索和刑刀重新悬在了贪官的上！

京城百姓对这番论罪背后的重大意义无从知晓，但得见贪官终于得判死刑，正义得到申张，自是大快人心，松了气。然而，报纸上对此的评论抨击却没有消停，仿佛在说：这事还没完。

譬如有文评论，从徽州一案可见地方吏治腐败，嗤之：“想来天上乌鸦不独一只，这地上贪官又岂只徽州一？”

又有评论：“天灾无，官祸更凶，徽州既清，四海可澄焉？”

这四海指哪里？地方京城都在朝廷四海王土之。

这或讽或喻或嘲的评论让朝中若大臣心生悚然。均想，这言论愈发放肆，今日能讥讽地方贪赃不法，明日就能臧否朝中官员是非。遂有大臣不安，也有官员不满民间报纸妄议吏治，私一议，便纷纷上书皇帝，要求禁止报纸非议朝政。这其中，又以刑侍郎范宗尹尤为决，当日那句“宽赃者当如国蠹民贼”，让他暗恨在心，遂联合对报纸早就不满的兵尚书周望和太常寺卿季陵借机发难，想要彻底封了这西湖报社。

朝中清对此却执相反态度。虽说这的评论偶有狂言不惮，但所谓防民之甚于防川，对民议宜采取当疏不当堵之策。

赵构也知这报纸禁不得，否则便起轩然大.波，于他仁德天的声名也有损，但范宗尹等人的奏请不便明面驳回。恰好，清官员的异议让他得以顺推舟，将禁报的奏疏一并转了给礼，批谕：酌斟酌。

显然，这已有治心机的皇帝行了两面讨好之事，既不得罪清，又不拂了周望范宗尹季陵的面，得罪人的事自然是宋藻这位能臣来。

皇帝批谕一，礼便没了安宁。宋之意拍拍袖，一句有司负责将这球踢给了文教司，自个悠悠哉避了去。

礼文教司，职掌书局报坊。文教司的郎中接了这个得罪人的活计倒是不躁不慌，打从报纸这事风行京城起他就面临着叽喳不绝的诘责之音，早修得如磨盘般八风不动。

周望来时，他毕恭毕敬一礼，又面朝大拱手一揖，“我朝宽仁，不以言事治罪。尚书大人，今日我等若封了报纸，只怕明日朝野便起非议。”

他又对范宗尹诉苦，“诶！好叫侍郎大人得知，这事办起来有难。那报上又没有指名姓，说诽谤官员难以罪呀。……呃，官愚钝，正要请教范侍郎，这封报之罪可哪条？”

太常寺卿季陵是个儿横的，怒气汹汹而至，本不理礼郎中说啥，劈就是训斥。文教司郎中便也甩了脸放话，“大人陷官家不仁乎？”季陵悖然摔盏。

周望、范宗尹又到礼几次，均未见着宋藻，和那文教司郎中又夹缠不清，只得愤愤甩袖而去。

这三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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