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有意推动，临安商盟联合广南商盟、荆楚商盟、福建商盟、蜀商盟等，在这些路治所在的州城先后建起界巷，引金银钞引易和大宗粮易。

虽然易厅的粮价在每月上涨，但界巷的价格起落并没有过多影响市面上粮铺的粮价。也就是说，当地粮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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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界巷这中间易场所因为对商贾易的便利——既省了寻找买家卖家的时间，又能保障易安全，很快繁荣起来，并且易不仅仅限于金银铜钱钞引，只要是珍贵有价值的商品，如古玩、字画、玉石、名等等，只要付给界巷手续费，并由行人验实商品价值后，都可以在界巷标价售。

界巷每日辰正开门，开门即挂当日粮准价。买卖双方在标价前，都要参考这个“准价”，以免价格标得太或太低。买方担心标价过低于准价会标不到粮，而卖方则担心标价过于准价会导致“卖”，毕竟买方价一般都不会准价的两成，若卖方的标底

价过就会导致“卖”。易不成功卖方不用支付手续费，但连续三次“卖”就会降低卖方的信誉，界巷将提该卖商的易手续费；若连续六次“卖”则会被易行除名，一年不得再界巷的粮易厅标价粮。

显然，在粮易的博弈中，界巷的“粮准价”无疑是一杆定价标秤。这个准价由谁来定？是临安商盟的粮商行会总帐司，而这个总帐司是隶属于临安商盟，对盟首和执事会负责，这就意味着界巷的“粮准价”是掌握在名可秀手中。

这个“粮准价”看起来方便了粮易的买方和卖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通过这个指导定标和标的价格，易双方都获得了公平。而有力的商人渐渐能领悟到，这个准价实际上就是粮定价。

名可秀掌控杭州商盟后，就在杭州金银彩帛铺集中的五间楼设立了易门楼，称为“南界巷”，到建炎立朝后，为了掌控粮价，名可秀在界巷引了粮易。

因为钞引易都是以“界”为易量，行会的易门楼便被商人们称为“界楼”，后来“界巷”就成了行人对南通巷易门楼的称呼。

为通过行会易的商人越来越多，一次价等于面向所有行会易的商人，省了寻找客商的力时间。

掌控粮价这是历代朝廷都想到却很难到的事，但名可秀利用界巷到了。

在朝廷未颁法之前，界巷的易还属于民间私易行为，而私易钞引也违背了朝廷的法令，但就如东京的界巷，在天脚繁盛多年，官府能不知？为什么不查纠，因为它背后牵扯的势力太大、太复杂，不仅有豪商贾，并且有宗室贵戚官搅在里面，神宗皇帝的同母胞弟雍王赵颢就是界巷一掷千金的大，官府怎么敢去查？正因为这些幕后保护的存在，界巷成为朝廷没有承认却也没有禁止的公开易场所。颁布后，钱庄和钱商们拥有了合法份，促了界巷的金银钞引易更加旺盛，相形之，界巷的粮易便不那么惹。

名可秀要掌控的就是这个“定价权”，在其他商人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时，名可秀锐的脑已经意识到，谁拥有定价权，谁就拥有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