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希颜提起这段旧事，胡安国、曾开的脸都有些不好了；另一位程学门人、坐在卫希颜右首的郑彀端起茶盏神自若地喝茶，那场时论他是定的倒昏君

当时正值朝廷南渡之初，图存救国成了最要的时政。既要图存救国，就要检讨造成靖康之祸的原因，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收拾人心，巩固新一朝的统治。才刚登基的赵构当然想开脱父兄的责任，便想利用杨时、胡安国、朱震等士大夫掀起的言论，把“国事失图”的罪责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

胡安国微气，压的憋闷。罢了，犯不着为了一个无德之君与她辩驳个，且听她后论再说。

论事涉及天德行的，无论参政还是其他大臣都很明智地不与其辩驳。

名可秀一针见血明赵构用意：把新党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不仅太上皇赵佶一人，就是哲宗、神宗及向皇后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系；而由误国的权之臣承担国耻责任，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宋”，又可引导天人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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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听卫希颜：“宗为帝的品就是前车之鉴，必须彻底地披，才能让继位孙引以为戒，并不得翻案！——皇帝最喜什么事？皇帝最喜找替罪羊，将自己的罪过栽在臣上。譬如建炎初，就有文臣投大行皇帝之好，为宗饰过，将靖康之祸的罪责尽数推到蔡京、王黼、童贯这些当政宰执上，又有文臣将黑锅扣到王荆公的熙宁变法上……”

她说的是建炎元年的事，程学大儒、龙图阁直学士杨时在福建上疏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享孔庙，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于是朝野程学士人、士大夫纷纷应和，由声讨蔡京而上溯至批评王安石，请朝廷“罢王安石享孔庙”。

“这个肇端绝不能启！”名可秀当时对丁起、赵鼎、宋藻几人断然，若任其去，新学就会死无葬之地，大宋儒学必为程学所主。

于是，朝中的“名党”偕手众多的新学官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将程学的言论压了去，而在有了后，更是利用报纸的舆论，将赵佶的“靖康祸首”之名钉得死死的，同时对王安石的变法行客观评论，指熙宁变法有过急过躁、用人不当、一些法令不合实际等过失，但变法的确让各路税赋增加了，国库充盈了，并举实际数字作对比，只可惜充盈起来的国库收没有被朝廷用来整饬武备，提军事，反而被蔡京伪冒新党变法、实则迎合宗之好，提丰享豫大、及时享乐，大修殿，搜罗天宝奇石等，将熙宁变法以来累积起来的财富尽数挥霍败尽，又定“联金攻辽”之昏策，以致靖康国祸云云。由于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公允，没有一概褒，也没有一概贬，而是客观地摆事实说理，有理有据有数字，赢得了朝野绝大多数士大夫和士人的赞同，程学掀起的声浪随即淹没去，赵构想为父兄洗脱罪名的意图也落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