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12师、13师人数也不会少到哪里去，这样的话，加上军团直属队，自己的红七军团岂不是已经有3万多人了么？从遵义发的时候还是15000人呢，到乐山变成了20000多人，怎么到成都就变成3万多人了呢？看来，们都跟着自己学会了，宁可磨破嘴思想工作，也不愿意放过一个俘虏兵了。照这样发展去，再有几年，想不去南京找蒋委员喝茶都不行了，发展壮大了的队会推着自己去的！

在一营吃过晚饭，刘一民让王大湖、王新运把副班以上的识字本收上来，一本一本认真查阅，有错字的，直接用笔批改。对识字多、步快的，写上一句表扬话。对识字少的，写上一句鼓励话。又心挑选5本最好的，在每个本的封面上用正楷分别题上“学习使人步”、“有文化的红军战士”、“生命的意义在于不停地追求步”、“知识是我们改造世界的武”、“有文化才能动员千千万万人与我们一起奋斗”。落款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团军团刘一民，西元1934年元月7日晚于成都”。

批改完后，代王新运把识字本发回去让战士们学习，要把5本最好的挂在营房门，让战士们观两天。

令刘一民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一举动，在七军团引起了大反响。老二营、老三营、老四营、老五营、老六营的战士听说后，极度不平，直说军团不公。接来的几天，几个老骨营的营、教导员，都捧着战士的识字本去找军团，要求他无论如何批改，否则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不好。得刘一民连续几个晚上都在办公室挑灯奋战。其他队听说后，团、政委、营、教导员们都二话不说，拿军团后勤发来的津贴，给每个战士买识字本和读本。全军团形成了一比学习、比思想、比作风、比纪律、比训练、比战绩的风尚。

以后红七军团以及由它衍生的队就形成了个传统，只要刘一民来队，在汇报检查结束时，必然会捧一摞战士学习笔记，让他批改。

当然，刘一民批改的这些识字本，战士们都很珍视，终生保存。特别是刘一民给六个老骨营战士批改的识字本，后来成了收藏界追捧的无价之宝。其中有几个著名烈士，牺牲后贴保存的就是刘一民批阅的识字本。这些识字本都了军事博馆。

整整一午都在陪同刘一民检查的黄苏，回去后在日记本上写：“军团的作风地动了我。特别是他批改战士识字本时严肃认真的形象，从此将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鼓励我、鞭策我，促使我更好地工作。我敢断言，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将领会向军团这样督促战士学习的。他代表了我们红军注重学习、善于学习的新形象。”

回到卫戍司令后，刘一民叫来蔡中和冯达飞，取他从通就开始写的，让两个人拿回去翻阅、提意见。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蔡中和冯达飞就来找刘一民了，蔡中说应该上印发队对照训练，冯达飞表示同意印发队训练，但是如果让他主持组织队训练，他担心完不成任务。

刘一民不解，问为什么？

冯达飞说这本册比他见过的所有军校教材都先的多，许多东西如步坦合、防毒等，他听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实践经验了。因此，他要求与刘建立换工作，他去当师，让刘建立来这个参谋，主持整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