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呵呵，伟鸿，你怎么会想到这个上的？”

洪老总尚未发问，老爷已经饶有兴趣地问了起来。以前我们执行计划经济，中央政府有很的控制力，财税制度不是决定的手段。所以在相当的一段时间，财政局和税务局甚至都是合并在一起的，称为财税局。这几年逐渐放开，行了一些市场经济方面的尝试，财税制倒挂，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弊端便逐渐显现来，很多大动作都受制于资金，无法展开。

有关税制改革的议题，事实上这两年已经有学者专家提来过，但只是在极小的范围过讨论，并未形成决议，甚至小范围的意见都未曾统一。尤其这两年政治格局不稳定，层的注意力也不曾放在这个上面。

刘伟鸿忙即说：“爷爷，我这也是随便想想的。”

“呵呵，你还很谦虚。不是跟你说了，这就是闲聊，想到什么说什么，不必忌讳。”

老爷看似责怪，实则满脸慈之。年轻人有如此见识，实在大意料，老刘家要千里驹了，老爷焉能不兴？

洪老总说：“税制改革，难度很大啊……”

目前的税制，是地方政府拿大，自主收税，然后照一定比例上解中央。通常来说，地方政府总是会想方设法给自己手里多留钱，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依照刘伟鸿这个设想，实行税制改革，财力向中央政府集中，势必遭遇到地方政府极其烈的反对。谁愿意把到手的“好”往外掏啊？

刘伟鸿说：“洪副总理，税制改革难度确实比较大，但势在必行。请恕我直言，中央政府财力不足，可能不仅仅是宏观调控能力不够，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权威。我们国家，实在太大了，人也太多，如果没有一个力的中央权威，是难以想象的。”

老爷和洪老总的脸，便严峻起来。

刘伟鸿说的“权威不足”，实际上已经了苗，地方政府自行其事的况时有发生。不但经济建设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也有这现象。很多省市，本土派势力均十分大，“拥兵自重”，甚至被人私戏称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小刘同志，那你有什么的建议呢？”

洪老总谨慎地问。

刘伟鸿说：“要改变这税制倒挂的形，只能实行分税制。将税源税一分为二，中央政府直接在各地成立税务机构，直接征税。不过，实行这分税制，要全面考虑全面衡量。要有与之的行政制度台。主要而言，是地方政权机构的责任必须明确划分。应该由中央承担的建设，就由中央拨款，应该由省级政府承担的建设和职责，就由省级政府去完成。不然，财力层层往上收，压力却一级级往放，让县级甚至是区乡级政府，承担过大的责任，又没有足够的财力，最终只能导致基层政权机构不堪重负，很可能无法完成上级达的任务。简单一句话，在收缴基层政府财力的同时，也必须减轻他们的责任。责权要相匹。”

刘伟鸿说的，其实就是十年之后全国基层政府的实际况。但这个责权匹，直到刘伟鸿重生之前，都一直未曾得到有效的解决。尤其是在分税制开始实行的那几年，过惯了“富裕日”的基层政权，忽然之间手就张了，没钱了，却还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群众转嫁。各各样的统筹费、提留款层不穷，样繁多。这些存在于正规税收渠之外的各“费”，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加税，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群关系由和谐变得张，甚至在个别地方演变成“敌对”，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从整个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分税制势在必行。但如果仅仅只改革税制，没有措施，却会危及到执政党合法执政的基。毕竟直接面对群众的，俱皆是基层党政组织。这些基层政权和群众的关系变得恶劣了，整个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将会蒙受严重的损害。

“责权匹？嗯，说得好，很有理！”

洪老总禁不住赞赏地说。

刘伟鸿却并没有轻松的觉。本来他只是想借这个机会给洪副总理提个醒，但说着说着，思绪便极度活跃起来，想到了后世很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以及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源。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难度太大，刘伟鸿的心很是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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