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与西方传教士较上了劲，一门心思，死缠烂打。在他余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几乎成了他的全生活重心。当然，杨光先这么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蓄势已久。

西方传教士早在明嘉靖年间就来到了中国澳门，但直到万历年间才中国的京城。最早来到中国京城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曾两次北京，第二次才算留了来。尽他第二次京并不顺利，一路上跋山涉，费尽周折，中途还一度遭受拘押，在天津关了将近半年。但有幸的是，在他京之后却受到了朝廷的礼遇。先是被安排住了官方招待外国使节的四夷馆，后来又获准在宣武门建造一座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有说法，利玛窦在京期间曾受到万历皇帝的召见，但对此有人表示否定，认为皇帝从来没有召见过他，包括和他一起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据说有一次，利玛窦和各国使臣一准备接受召见，但不知何因，皇帝并没有面，最后众人只好失望地对着皇帝的龙椅行礼了事。尽对于传教士，皇帝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过对他们赠送的自鸣钟、钢琴和地图倒是颇兴趣。这可能也是利玛窦获得皇帝好的原因之一。在他死后，皇帝还赐予利氏一块墓地，以供其安葬。

西方传教士中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颇费周章。为了在中国立足，他们往往是以先的科技文化为手段，来达到传教的目的。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科技文化有了足的飞跃。由传教士带中国的先天文学、兵工学、数学、地理学、医学和西洋绘画、音乐等等，打开了国人的界，有很大引力。在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人并不知世界上有五大洲。利玛窦印行的《山海舆地全图》，首次让中国人接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他用铜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讲解地球的位置和各星球的轨，让人耳目一新。与利玛窦一起来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还奉朝廷之命，帮助修改历法，并绘制了四大洲地图。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的科学文化，促了中西方科技文化的。尤其是在天文历法方面，西方传教士所掌握的新的科技文化知识受到中国官方的极大重视。许多传教士，包括汤若望、南怀仁等之所以受到重用，都与通天文历法有关。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历朝历代都对历法的修订十分重视。所谓历法，国之大典。因为历法不仅与农业密切相关，而且与天、天象乃至国运不可分割。明代实行的《大统历》推验天象，屡屡错，多年来修历的呼声不绝于耳。传教士中国后，他们带来的欧洲天文学方法经过推验显然更为先。因此，崇祯二年（1629年），礼奏请开局修历，得到批准。在礼侍郎徐光启的主持，设局于北京宣武门，先后聘请多名传教士局修历。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在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汤若望。

徐光启是明末官场开放派的代表。他一向主张向西方学习，并对西方科技有厚的兴趣，他早年跟随利玛窦学习多年，并受洗加天主教，教名保禄。作为崇祯朝的礼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他居位，但从历史上看，他在中外和科技上的贡献却远大于他的官职。他不仅翻译和整理过《几何原本》(前6卷)《泰西法》《测量法义》《勾义》等十多西方科技著作，而且还编撰一享誉中外的《农政全书》。该书有很的价值，与《齐民要术》等书一起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在修历方面，徐光启也功不可没。他大胆聘用西方传教士，以西法为基础，对旧历行全面改造，历时六年完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五卷。该书卷帙浩繁，工程浩大，不仅系统全面地译介和引西方天文学系，而且采用新的理念、新的计算方法和新的观察测量手段。如，它在计算方法上采用了几何系，相较于中国传统的数学系有了质的提升；它还采用了西方较为确的天文数据和通行的度量单位，这也是一新的尝试。虽然在成书前一年，徐光启已经去世，但经他审定的分达一百零五卷，占总卷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功劳显而易见。

从明末的况看，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已逐步打开局面，并卓有成效。尤其是利玛窦等人通过结朝廷官，巩固了自的地位。在他之后，汤若望等人也受到朝廷的礼遇，并与分政府官保持了良好的往。有学者统计，明末士大夫中秀才以上教的有三百多人，其中一品官员十四人，士十人，举人七人；另有皇室成员一百四十人，太监四十人。至于普通民众则人数更多。早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北京的天主教徒已达四百多人，而全国的教徒人数则达两千人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