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找来。

钦天监的官员们当然不想去找汤若望，故意拖延此事。明崇祯年间，钦天监推算不合天行，日失验，皇帝一怒之，“罪台官”，差把钦天监的官员给办了。后来，徐光启奏请设局修历，引西人，钦天监中的旧员逐渐受到冷落，自然是对汤若望等传教士心怀不满。尽他们拒不执行多尔衮的指令，可是汤若望还是被找来了。当廷的差官把他领时，他并不知召他所为何事，及至见到摄政王多尔衮本人后，方知是为了修历之事。于是，他们行了亲切谈，这次会面是他们友好往的开始。汤若望决定呈新修的历书，并报效新朝。

汤若望呈的新修历书是在《崇祯历书》基础上修订的。该书由徐光启和李天经先后主编完成，是明代修历的重要成果，全书一百三十五卷。虽然此书早在崇祯七年（1634年）业已完成，但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才颁诏通行天，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历书采用西法，不合祖制，致使崇祯帝首鼠两端，犹豫不决，迟迟未予颁行。等到决定颁行时，大明江山气数已尽，因此这本历书并没有真正用过。不过，对于《崇祯历书》，汤若望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曾亲自参与修订，知这历书的得失所在。虽然它在某些方面，参用西法，有新的突破，但由于保守思想的影响，并未真正打破《大统历》的系统框架。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得不削足适履，以迎合旧制，以至于一些先的西方理念和技术并未运用到位，推验多误。汤若望在向多尔衮呈这历书时，也把此书的优劣详细作了报告，并建议在此基础上一步修订。他还把自己用新法推验来的本年度八月初一的日时间和图像呈，请求派员测验。多尔衮听了很兴，他把钦天监官员送呈的历书也与汤若望过目，并请他专业评判。第二天，经过检查，汤若望找该历书存在的七大错误，并当面向呈该历书的钦天监官员们一一指，令他们无言以对，颜面无光。

七月，朝廷批准汤若望的想法，准其在明历基础上修订新法。这新法摄政王亲自定名为“时宪历”，“以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八月初一，日来临之际，摄政王派大学士冯铨等官员同赴观象台测验，结果回回科误差一小时，而大统历所标日图像竟有一半差错，只有汤若望的新法，时间、图像均与实际一一契合。这是一次有力的证明。德国人魏特把这称之为一个“为全国所知晓的胜利”。冯铨与同去的官员无不惊叹。他们上奏朝廷，对汤若望度赞誉。皇帝也诏褒奖，谕云：“旧法岁久自差，非官生推算有误，新法既密合天行，监局宜学习勿怠玩。”这是对汤若望的新法天算的充分肯定。

满人敬天畏天，对天算人才充满敬意。在他们看来，谙天象之人也能通晓尘世的一切，而历法的良善也关系到社稷的千秋万代。因此，汤若望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受到清王室的尊崇。在准确预测日三个月后，朝廷还决定授予汤若望钦天监监正一职。朝旨云：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该监所有人员和事务悉听调遣。

钦天监是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的官方机构，监正为最官。对于这项任命，汤若望一再推辞。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教而非其他，故而不想把过多的力耗费于官场。可是，朝廷并不准许。有人甚至善意地提醒他，不要一再辞，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被误解为他仍然效忠于前朝。汤若望只好接受了任命，成为第一个由西方人任的掌国家历法的最官员，而从一个受聘的外籍专家到朝廷命官，这无疑是一个本的转变。

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经过数次修订，在汤若望主持，修编完成了《时宪历》一百卷，由清政府批准实行，而汤若望修历有功，朝廷特加太常寺卿衔，以资褒奖。此后他不断获封。先是受封通政使司通政史(正二品，服俸加二级)，后又诰封为光禄大夫，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应该说，这是汤若望最辉煌最荣耀的时期。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康熙朝后，仅仅几年时间，他便从天上跌落地。一桩因历法而起的大案使他锒铛狱，险些人落地，而这桩大案的发起者就是杨光先。

杨光先是明末清初反西教的急先锋。有人总结他一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劾权贵，一是尊圣学。前者是指他崇祯十年（1637年）抬棺弹劾温仁和陈启新，后者便是指他反教排教，发起康熙四年（1665年）的历法大案。两者相比，无论持续时间短，还是影响大小，前者都无法与后者相比。有人鼓说：“先生之奇，不在于劾权贵，而在于尊圣学。”称他参劾西教的奏疏是“生民以来，圣圣相传”，“诚古今来不再见之鸿文，真足与天地并垂不朽”，比汉宋以来的儒学经典“功百蓗”，“甚至不在孟矣”。简直把他捧上了天。

那么，杨光先究竟了什么，竟受到如此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