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乃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元老，清代十二家世袭铁帽王之一，绰号鬼六。他是光皇帝第六，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咸丰帝驾崩后，他与两太后联手发动政变，取得成功，此后一直备受重用，先后任过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中法战争后，虽一度被罢黜，但中日甲午战败后，他又被慈禧太后重新起用，坐镇中枢。

恭亲王在清末也算是一个新派人。他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一向主张向西方学习，走“求”“求富”之路。不过，他的主张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一样，只限于层面。所谓中学为，西学为用。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在他看来，康有为等维新人实在是走得太远了。这当然不能被允许。想当初，他修铁路、办实业、选派留幼童等，这些改革措施也曾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和围攻，如今时过境迁，他却站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扮演起阻挠维新的角，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关于总署召见康有为，参加人员有哪些，说法不一。一是“总理衙门一切的大臣都席”，这是康有为接受报纸采访时所说。但他在《自编年谱》中又说，参加召见的有大学士李鸿章、协办大学士翁同龢、新任总署大臣荣禄，以及兵尚书廖寿恒、左侍郎张荫桓，而对恭亲王和庆亲王并未提及。不过，据翁同龢日记，上有“未初到总署，两邸诸公毕至”之语。此说法，恭王、庆王均席了。此外，还有一说法，即此次召见由庆亲王奕劻领衔，也就是说恭亲王没有席。总之，不论哪说法，召见规格都是相当的。用康有为的话说：“他们以各款待客人应有的礼仪来款待我。”

召见从未时开始，至酉时结束，共历三个小时，地是在总理衙门西厅。所谈话题很广，主要围绕时局和变法，容包括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借洋债等等。不过，谈话并不投机，双方格格不。荣禄谈到祖宗之法不能变时，康有为反驳说，总理衙门过去也没有，也不是祖宗之法，现在不是有了吗？因此变不变要因时制宜。康有为还谈到要建立一个司法制度，聘请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共同改订法律，并重组政府门，这是一切改良和维新政策的基础。对于这样的观，在场的大员们也都“意甚隔”。正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对香港报纸所说：“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白的表示，但我可以看得（他们）大多数是反对维新的。”

据香港《孖刺报》援引康有为的话说，即召见的次日早上，恭亲王和翁同龢向皇帝汇报了召见的经过。尽恭亲王承认康有为颇有才，而且很能，但他明确表示了对康的反对。不过，翁同龢对康却持支持态度。

听完汇报之后，光绪皇帝命翁同龢将康有为的谈话以奏折的形式报告给他。听说在总署谈话时康有为推荐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他也命总理衙门立即呈。此外，他还谕令总理衙门大臣，今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也就是说，康有为今后如有奏章可以越过工和都察院，直接由总署代呈皇上。这个规格也是过去没有过的。于是，在这之后，康有为大为振奋，又先后写了《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并呈送到了光绪帝的面前。

3月27日，即德占胶州数月之后，俄国公然派舰队开旅顺港，迫清政府租借旅顺大连湾。面对列的瓜分危机，举朝震悚，光绪更是心焦如焚，寝难安，改革之心，愈加迫切。这期间，康有为先后将译的《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呈递光绪。光绪看了大兴趣。5月间，他连续要求翁同龢呈康有为之书。但此时，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5月26日，光绪让翁同龢再康有为之书，翁的回答已与先前大不相同。

翁答：“与康不往来。”

帝问：“何也？”

翁答：“此人居心叵测。”

帝说：“此前何以不说？”

翁答：“臣近见其《孔改制考》知之。”

《孔改制考》刊于戊戌正月。书中提大同思想和民权平等之说，有御史弹劾此书“爚圣言，参杂邪说”，“大有教皇中国之意”。翁看了此书开始对康产生质疑，故有“此人居心叵测”之言。

据翁同龢日记载，第二天，光绪又问康书（光绪连续两天问康书，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翁答如昨，仍然持己见，不愿替康有为书。皇帝发怒诘责。翁说，可谕总署呈（意思是说皇帝要康书，可传旨总理衙门办，他本人拒绝呈）。光绪不同意，非命他转张荫桓传知。翁说，张（荫桓）日日见，皇帝何不直接面谕（意思是说，皇上直接和张说即可，何必要我“传知”）？但光绪却持非让他传知不可。

从以上日记看，翁同龢对康的看法此时已完全改变。而且，对于当初推荐康有为也颇后悔。翁同龢的转变看似奇怪，实则不然。他本来是看好康有为的，但他很快发现康与自己并非一路人，不仅在变法理念上相去甚远，而且康的招摇过市，其风大有盖过自己之势，这也是他不愿看到的。其实，翁同龢早在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