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只要有利可图，绝不会执著于盐荼经营，而会伺机行“引”、“钞”的低抛，赚取其中差价。

这投机行为最终生了一个新行当——引铺行，但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这个行当。钞引易，动辄几万贯、十几万贯，甚至几十万贯，有这个实力投机的，不是豪商就是贾，且拥有金银铺、彩帛铺这类价值的行铺作担保，方玩得起这引钞的投机买卖。

朝廷许可了该行当的合法，并规定引铺以个人家为抵押，家产抵押估值达到官府限定的最低保额，就可取得榷货务戳记发的印历（经营凭证），又规定大宋商人凡是到榷货务兑付钞引的，必须有引铺作保方可兑钱，官府以此防止伪钞伪引和冒名支请的况现。

引铺最先成立在东京，铺得了这保的特权，更是势大气。对城行，多半无条件保；若不是城行，就拒绝保，迫使客商无法兑付钞引只得折价买给引铺，引铺再提价转卖给茶商盐商，获取厚利；即使有同意保的，也往往索取贿赂，然后与榷货务的官吏坐地分赃，于是官商相护。

这就苦了大批外来客商，尤其是从事边贸的客商。边贸商人获利的大宗是供应朝廷边军的消费，譬如粮、茶、盐，军方边价支付钞引（一般于价），但客商必须持引到京城才能兑付现钱。于是，便少不得要受京城引铺的折价买或勒索克扣，即使郁愤不平也无诉冤。

弘义盟初涉引行，自然不敢轻易与京城豪贾叫板，即便使解数打这龙虎盘踞的京师引行，也意味着必须遵从它里面的潜规则，这自非惜若的谋算——跟从只能小利，唯有破局造局才能成就霸主！

惜若的引总铺设在杭州，又在洛城和新郑分别开了家分铺，避开京师龙争虎斗之地。宋商边军贸易的对象是北军和西军，从北军南东京略往西绕就过新郑，从西军来东京则多经洛，惜若在这两城设引分铺无疑是在京师引铺的前方“截劫财”。

弘义盟的引铺在营利模式上也与京城引铺略有不同，相同的是均炒卖易，是京城界巷（金银彩帛钞引易地）的常客，不同的是承兑客商钞引，支付现钱收兑付费。这法非官府允许，但也没有明文说违法，走的是条边。

边商选择在四海引铺兑付虽然要支五分利（每一百贯支五贯），但比起在京城兑付受引铺的折买或盘剥却是划算多了，更何况洛、新郑距离东京都近，提了现钱到京城办货也极方便，边商权衡自是宁愿到四海铺兑现。

惜若这一把把金银铜钱洒去，收来这些钞引什么？既非折价收购，自然不能及时手赚炒卖差价；若去京城兑钱便成了只赚手续费的小利，自非惜若所谋。

这些钞引事实上除了兑钱外，还可当作提货凭证使用。弘义盟的人拿着这些钞引去茶场盐场提取茶盐，又彩帛绮罗，一起贩运到河北西北边境。其中少分卖给边军换钞引，大分却边境榷场以货易货，低价易回大批貂、海豹、人参、麝香、羚角、红等货，有时瞅准时机也羊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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