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起一边看着折，一边回思起名可秀在枫阁论说的当朝官考之弊。

大宋官员的考总起来说分为“述职”和“考课”，前者为自述其绩，县令的述职报给郡守评，郡守的述职报与本路转运使评，评等级后报给吏，吏再作磨勘，即审查复。

但州县述职往往虚报治事绩效，或只写劳绩，不记拖欠等等；而吏的复又易于形式。譬如“德清公勤”这“四善”不好考，而“治事、劝课、抚养”这“三最”除了农田增辟、和增减有籍册可查外，其余多难查实。

对此，名可秀：“……吏考课，到后来已是循年资而论。因绩难考，而任官的年却是摆在明的，且年资者被升迁中外少异论，又不得罪人，吏何不乐得轻松？因是，无能者可熬年到位，而有能者却因年资被压……吏考课要改，首要便得改了这论年资之弊。”

她语带嘲讽：“地方考课，以转运使评守臣，守臣评县令，这些地方考课官大多舒服躺在自家衙门里，哪清楚底县治的好坏？或者有些守臣连治县的方位都还未清楚罢？

“……且不论上官评属臣，同为地方治事，孰肯破面、秉至公？其中更有钻营奔走、行贿买等的，其舞弊事难以尽……不独如此，因利益而结党营私，互相遮掩打招呼的，亦不在少数。”

李纲在章折中也尖锐指：“朝廷考课多行姑息之政，当罪不罪，当谪不谪……”州县只要不朝廷尽知的大篓，守令一般都能顺顺当当的序升迁他任。“……由是，持侥幸之心虚报政绩者愈众。”

纵览李纲的章折，贯穿两大原则：一是申严，即从严考课；二是监察，即地方除转运司考评外，另以路级三司（提刑司、常平司、安抚司）和当地武安军提侧评，以备吏参考；又以御史台在各路的监察御史为督，数齐，并提考课案，归总吏磨勘。

朝班后，丁起揣着这份章折去了枫阁。作为政事堂的宰相，他有自已的打算。

***

枫阁，名可秀正在听今科知贡举的礼侍郎禀报士科闱之事。

“……今科共取了五百四十七名贡士，两浙籍、江西籍、荆湖路举上榜人数居前三；另外，福建籍的举有五十七人榜，为历年之最。”

名可秀一笑，：“杨山、罗豫章、李延平三位程门儒者相继在福建设馆授学，往之求学者众，受此影响，福建路的书院之风较往时为盛。”她说着想起希颜说的名人效应，随笑：“此即名士效应。”

宋之意不夸大杨时、罗从彦和李侗师生三人在士林的影响力，：“虽说有杨山等人的带动，但更与朝廷的南迁大有系。譬如市舶司所在的泉州，受海贸影响历来仕风不振，今科竟亦有五人上贡榜，当是朝廷定都杭州后，邻近京师之地的影响。”

名可秀说这话却不是为了夸杨时三人，她：“朝廷每年有劝农制，礼亦可兴劝学制。”

宋之意神一怔，“地方州县写劝学篇？”心忖州县官躬耕田地的劝农仪式早已荒废，而守令书劝农篇也多为应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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