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要规定办学的前三年，资的商富不得从书院获利，学生束修尽归于书院；至第四年，若无亏蚀，方可逐年返利给资者——首年不得超过资的三成，次年不得超过五成……你们算后确立细节，原则是不影响书院的发展。”

宋之意心略一计算后，笑：“如此，商人兴学不仅无利，反而可能是填钱去。”

礼侍郎也清楚这段书院兴盛史。其后，因书院盛于官学，朝廷自庆历四年起，先后大兴官学，颁布诏令，如：规定应试科举者须在官学读满三百日；神宗时实施太学三舍法，以官学的考试升舍取代科举应试。这些诏令无疑将士推官学就读，对民间书院是一个沉重打击。

名可秀面冷然，说：“办学自然要有利可图，不然如何引得来商贾之辈？但这利绝非银钱之利。因钱而办学者，宁缺不可取之！”能有钱办学的豪富之商，图的也不是收那学费之利。

名可秀笑：“这确是一弊，是以礼必须立，一则规定书院山必须是士籍，资者不得兼任私学职事；二则，商人办学必须在官府签立办学条约，条约要约定办学的启动银钱为多少，今后每年投的办学钱额为多少，除非官府宣告书院停办，否则商人不得中途停资——此约可避免山为书院的经费而受制于商富。

在当时官府中，各地应有州县学，却不一定要有书院，因而索将书院改为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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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沉：“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鼓励私学兴盛。太宗至仁宗年间，朝廷曾对有声望的书院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并召见德望山、封官嘉奖，使白鹿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睢书院、太室书院声闻于天、风化于，私学因之大兴。”

譬如，学佑三年（1036年），衡州官府便将私立的石鼓书院改为州学。就连天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也差被改作鼓铸冶炼所，侥幸得存；后来朝廷行“三舍法”，潭州官府便在岳麓书院外又设湘西书院，以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为官学三舍，学生依太学升舍之法递升，由此将岳麓书院与州学“合而为一”。

宋之意微笑，宗主的意思是找那有钱办学的，而不是为钱办学的。

因朝廷兴官学抑私学之策，民间书院兴办渐颓。有些书院因无人为继而废弃，譬如宋初四大书院的睢书院（应天书院）在创学者戚同文死后，其孙便把屋舍官，从朝廷换取官职而不是继续办书院。

走过场罢了，这劝学篇又能起甚么用？

名可秀：“这劝学是劝士商兴学、办学。朝廷虽在州县设有州学、县学，但官学毕竟是少数，有名额限制，育才不能遍惠地方，必以私学为补。地方上致仕官员多，其中不乏有才学者，亦有因缘由未中士的文人，这些都是兴学的师资；且地方豪富者不缺钱，却缺了名望和地位。朝廷可鼓励兴办书院的诏令，凡富者钱办学的可免分商税，同时州府赠匾额嘉奖其德行，以此鼓兴私学。”

宋之意忖思一阵，：“此法确是好！不过，亦有桩为难。商贾图利，办学恐良莠不齐，或学费，或教学低劣，反坏了私学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