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这年43岁，正值盛年。

当年的北伐名将重上抗日战场，叶自然是意气风发，决心横刀跃，再创辉煌。但是，新四军的况特殊，是以红军主力征后项英、陈毅领导的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为主组建的。叶虽然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元勋、广州起义的工农红军总司令，但他现在已经不是**员了，让一个曾经脱党的人来指挥**的队，战士有抵绪在所难免。

说起叶脱党，实际上叶自己也很委屈。南昌起义时叶是前敌指挥兼11军军，队退南昌转向汕地区途中，叶手的蔡廷锴师全师投向国民党，叶亲自率领的一个师被薛岳击败，另一个师自师周士第以团以上军官全离队走，只剩朱德率领800人持来，上井冈山与**会师，建立了中央红军。叶只南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在香港，由于广州起义只持续了两天且损失惨重，叶受到了分。后来叶奉命到苏联去，结果到苏联后叶遇到的是指责批判，连去东方大学作报告都被禁止。

一个人为了革命浴血奋斗，到来却遭到组织的不公正待遇，叶的心必然是哇凉哇凉的。特别是王明这样的站在岸上指手画脚批评在里挣扎的人的批评，更让叶心生气愤。特别是共产国际竟然把广州起义失败说成是叶政治动摇的结果，更让他到绝望。一怒之，叶决定**到欧洲亡了，还变成了素主义者。幸亏后来在柏林遇到去德国的周恩来、廖承志、黄平，叶才又振作起来，回国参加了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组织的“第三党”、李济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帮助蒋光鼐、蔡廷锴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自从受命任新四军军以来，叶和项英忙于组建编训队，彼此分工明确，合作还是愉快的。但是随着新四军主力编组完成、开赴抗日前线，矛盾就显现来了。项英是三年南方游击战的实际领导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虽然苏区时他追随并支持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犯有错误，但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在新四军战士心目中有着崇的威望。而且项英作风朴实，与叶的穿将校军服或西装革履、开小灶、去哪里前呼后拥相比，战士总觉得项英才是他们的真正领导人，叶似乎和红军的新四军战士有距离。加上叶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委会会议，在牵涉新四军重大决策中就没有足够分量的发言权，为一军之，军事指挥命令还必须经过副军批准，让叶觉说不的别扭。久而久之，矛盾就来了。

这事也不是说项英等人有意架空他。你想么，项英和绝大多数新四军战士都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面前至死不渝的忠诚的革命者，叶曾经脱党，这行为在他们里是什么行为？能靠得住么？

严格说，以叶、项组合来领导新四军，本就是一个历史造成的无奈的组合。

叶曾经到西安面见**，提重新党，但考虑到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叶留在党外更便于协调新四军与**的关系，**、周恩来都劝他以暂不党为好。

上次周副主席亲赴新四军军，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协调新四军叶、项首之间的矛盾。

这个时候，**的威望还没有达到历史上七大以后的地步，**思想的叫法还没有台，也没有人喊**万岁，在一些老资格领导人心目中，**就是老，只是领导和战友，他也不是什么都对，有些问题**说了也未必能听心里。这还是好的，象王明，恐怕心里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才是指示，**的指示就不一定是指示了。

叶、项之间的矛盾不是个问题，他们都是一军统帅、彪炳史册的人，哪里会象斗升小民那样争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事，争的都是大的战略问题。

叶认为中央确定的向北发展是正确的，将会给新四军打开一扇发展壮大的大门，因此，他力主向北发展。项英同样支持向北发展、向东作战。但是他不忍心放弃江南据地，那是浴血奋战、牺牲了多少战友才换来的。这一和敬亭当初不愿离开大别山有相同之。

如果国共双方真心团结抗日，不发生火并事件，项英的主张应该说也是可行的。但是国共双方实际上是既合作又相互提防，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后，新四军再孤悬江南敌后，就有危险了。

这个时候，国民党还没有掀起****，也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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